曹锦清华东理工大学教授，春秋发展战略研究院研究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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看清这一点，中国人就不再那么焦虑
从鲁迅到今日网络时代的网民，中国人的素质、中国的国民性，作为一个老话题被反复讨论。但其发问方式，已经悄然发生改变。站在新时代回头来看，过去有关国民性的很多结论是错误可笑的。时代的总发问方式决定了回答方式。[全文]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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改革开放四十年：土地制度变迁与工业化之路
中国的农民尽管农业、从农地的非农使用中获益不大，但却能从就业机会的增多而获得补偿。也正是如此，改革开放以来，中国的工业化、城市化和农业发展大体上是相匹配的，中国的土地制度在保证经济发展的效率的同时，大体上还能维持公平。[全文]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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利玛窦困惑：西方人自己给自己出的中国谜题
按照传统西方政治学理论分析框架，无法清晰归类中国的政体和治理实践，进而陷入持续的困惑之中，笔者概括为“利玛窦困惑”。这种困惑一直持续到我们当代，到底中国算什么政体，只要套到西方概念里去就难以自圆其说。关键是我们中国历史上从来没有表达我们是什么政体！[全文]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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城市中国遭遇“流动社会”，该怎么治理
人口大流动，不仅仅存在于城镇化过程中的农民工身上，也依然存在于城镇化高度发达之后的白领身上。我们当前的一些政策和思路总是想把社会再固定下来，多少有些一厢情愿。我们必须从社会大流动的原因上去分析，而不能仅仅从治理的主观愿望去入手。[全文]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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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时代，中国知识分子还提老问题？
一个时代的发问方式，取决于那个时代的主要问题，而发问方式的改变，将引导那个时代全部学术思潮的变动。现在的时代问题就是“中国何以富强”，这是世界历史的一个大问题。如果学术不回答这样的问题就算不上学术了。 [全文]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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摆脱卑怯，知识分子请睁眼看祖国
中国这一轮以经济和技术为中心的改革和学习取得超乎预想的成果。过去30多年的持续高速增长，放在世界历史中也属罕见。现在的中国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世界中心舞台。从更大视角看，现在可能正处在几百年来东西方关系变革的前夜。可惜的是，仍有相当多的人文知识分子未觉察到这种变化。[全文]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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哲学社科领域，作为西方学生的中国已经毕业了
共产党为什么需要时代叙事？因为共产党不是西方意义上的选举型政党，而是领导型政党。要成为被领导的民众的共识，就要形成信奉、追随和服从，领导权转化为执政合法性的强大基础。西方政党不代表整体，它不可能制订中长期的发展目标，他们全部的焦虑放在当下和部分。[全文]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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为什么知识精英未能承担文化自信、文化创新的使命？
在中国经济持续增长，综合国力持续提高的民族崛起时，当代思想并没有很好地执行本该由其执行的使命。相反，大量能思的头脑在“告别崇高”与“告别宏大叙事”的口号下，纷纷从民族整体返回到自身，忙于谋划自身的利益，处心积虑于社会地位高低的竞比。[全文]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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从政体转向治体：中国话语体系的重建
从全球范围看，中国崛起与中华文明的复兴是21世纪最重大的变化。在今天，当“反思西方理论和话语”、“中国模式、中国道路”这样的号召和主张已不再新鲜时，我们确实已经有必要走出为中国经验的合法性进行辩护、自我肯定式的话语宣扬阶段。 [全文]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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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国平稳转型，关键在于“人口”变“人手”？
较之西方，中国工业化转型的规模和幅度空前，不仅人口规模更大，持续时间也只有30多年。更重要的是，我们在快速下保持了相对平稳。而中国要在全球生产价值链上攀升，当然会触动西方的奶酪，也因此会面临西方以所谓知识产权或其他手段实施的封锁。[全文]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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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国的工业化，西方的“黄祸”？
真正的“黄祸”是什么？西方人一直没搞清楚，一位美国社会学家说中国的工业化才是西方真正的“黄祸”。中国有这么多勤劳的、廉价的、聪明的劳动力，这些劳动力一旦与西方的技术相结合，就会形成巨大的生产力，那让西方的工业阶级吃什么去？[全文]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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治理当今中国，能靠限制人口流动吗
当今的流动社会，是城市中国的一个表征。中共在这个过程中如何调适，从过去组织静态小农的经验，转变成组织流动的农民工与白领，将成为长期的新课题。我们在当下的变革中潜意识里仍保留着农业社会的治理经验中对“流民”的恐惧惯性，自觉不自觉地倾向于排斥限制人口流动，并希望恢复到一个静态社会进行治理。 [全文]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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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国还在以西方为尺度，印度学会了以中国为尺度
印度学者讨论印度问题以中国为背景的背后，是以中国为尺度，以中国为模范，用中国的发展经验（这里是成功的经验），来说印度的事。所以，参加会议虽然我不动声色，却心中暗喜，中国是长期被西方指责的国家，我们是长期输入西方标准的国家，现在经过六十年的发展，被另一个大国作为尺度。而目前中国进一步的发展，能不能成为世界的尺度？[全文]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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依法治国讲了三十年，为什么还要提
一些人把四中全会理解为宣传和推行法制建设的一个会。这样理解并不是很全面。中共讲依法治国，实际上已经讲了30年，十八大再讲意义何在呢？ 是重复了过去的表述？还是具有新的历史意义？[全文]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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宋以来的乡村组织重建
文化就是价值，说我们这样生活比那样生活好，就这个价值。我们有我们的活法，这恰恰是梁漱溟谈到的，就这个点，成为梁漱溟的核心观点：我们中国人只能这样活，不能那样活。这就是文化建设的中心思想。[全文]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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职业群体利益分化，不是阶级斗争
当代世界的国家承担了协调、管理和服务职能，而镇压职能，就是一个阶级对另外一个阶级的镇压，全世界都普遍弱化了。中国已经到了这个时代，国家的专政职能已经消失，服务管理的职能应该提高了。[全文]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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